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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时刻是对危机的直接体验，是对释放了的社会能量的体验。

讲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多了，讲依法办事少了。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统一于宪法法律之中，用宪法法律来规范党的事业，维护人民利益。

但是，我们很难设想所有的人都是高素质而有良心的人，如果有人利用这些手段谋取了私利，又无法根据现有法律追究其责任时，其结果是更多的人随之效仿，因而滥用权力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百姓会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政府及其官员。只服从法律，应当成为我们每一个执法官员、司法官员以及其他法律职业人毕生的不懈追求。决策的，不看卷不审案。越来越多的实践证明：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各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不同的对象作用的多少与力度应当有区别。有的对无理的人又盲目同情，导致这些人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缠访闹访。

判决不准离婚，甲女的人身自由和幸福得不到保障。如果考虑法律效果，法官就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做出一个判决，这个判决通常是支持原告的离婚请求。规范主义宪法学宣称，宪法学的问题基本上都能在宪法学的内部解决，但是宪法问题未必都能在宪法学内部解决。

我国宪法学应更进一步，直面政党国家的现实，围绕国家、政党和公民构建三元结构的宪法学理论，破解政党与宪法关系的僵局。三种宪法理论均是从反思我国宪法学研究人手，以调查病症、确定病因和开具药方的方式建立相关理论，均宣称自己是我国宪法学革新之路。政治宪法学认定规范宪法学具有强烈的彼岸取向，遂聚焦当下，以现行宪法序言作为分析的重点，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现代化建设、基本权利保障列为我国宪法的五条核心规范。[54]参见前注〔6〕，林来梵书，第67-68页。

[55]德国和法国宪法例外。在此意义上，规范宪法学的谋略胜在规范分离和区隔，规范选择的色彩颇为浓厚。

规范宪法学从倡导二元方法论人手，不经意间1800大转弯，融二者为一体，必然削弱其理论的稳固度。对此，规范宪法学的应对是，规范所承载的价值并没有囊括所有的价值问题，只是将立宪者、立法者所认可的那部分价值通过一定的程序放在规范之内，在终极意义上，这种进入了规范的价值，若被放逐在价值判断的海洋中未必能获得终极的正确性。某一主体持续地以同一行为模式行事，主观上可能存在应当如此的价值判断，但宪法社会学将此种可能等同于必然。[10]前注〔6〕，林来梵书，绪论，第10页。

参见前注〔17〕，陈端洪文。规范宪法学描述了中国宪法的未来，戈多清晰可见，但然后呢，等待？[44]参见前注〔17〕，陈端洪文。[6] 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11]这些他者的价值、规范和实践，于我国而言，是一个不言的事实，而非价值，[12]由之证成人权规范的至上性，正是其厉声批判的从事实导出价值的典型套路。

鉴于我国现行宪法将执政党的名号置于宪法序言中，[25]并明定任何政党均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执政党必须经由国家机关传达和实现其意志，因此，若公权力机关臣服于宪法，我国执政党亦将进入宪政的秩序。在理论层面，对于这种超宪法权力规范，宪法社会学只能确认，而确认这些事实为规范，只不过是为其超规范地位作规范性的修饰。

本文认为，在阅读规范宪法学时，对规范主义的常用谋略不可不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宪法学对二元方法论的倡导及其变通，相当程度地回应了我国的政治结构，使得规范宪法学的意义不仅限于规范方法的知识传播和规范分析的沙盘推演，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嵌人我国现实。三者事实上深深嵌人我国特定的政党语境之中。

总之，三种理论分享一个共同的历史情景，本文称之为中国宪法学的政党语境，这亦是隐藏于三种理论背后的基本共识。也正是在这一步，规范宪法学收窄、甚至是放弃了对二元方法论的坚守。[20]参见前注〔6〕，林来梵书，第341页。规范宪法学的特点是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对峙的构架下，谋求以人权神的指引，实现对公权力和政治实力的法律规制政治宪法学则通过构筑政治体与宪法典的降序权威格局、缔造民主神，善良地期待两种权威和谐共处共进，实现规范宪法的目标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文本规范与不成文规范并立的宪法渊源结构，谋求通过二者的互动达至实效宪法的结局。对于规范宪法学而言，宪法社会学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果宪法文本是执政党关于宪法价值的直接表达，执政党的重复行为是否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价值表达如果说价值表达需要遵循某种法定程序，经由政党内部程序做出的决定是否必然被排除在外？质言之，在我国，成文宪法典何以具有相对于不成文规则的优先性和至上性？四、隐藏的共识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特别是规范宪法学与后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方法对立。如果说政治宪法学将党和国加以区别的话，宪法社会学则建立了党即宪法的同一性理论。

参见林来梵：中国宪法学的现状与展望，《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8]凯尔森拒绝追问根本规范的正当性，实质是放逐基本价值，实定法最终沦为极权的帮凶。

与规范宪法学倡导规范宪法的终极性和至上性不同，政治宪法学确立了民族共同体的绝对存在及总决断权的至上性，使之与规范宪法相区分，形成永恒的紧张与对立。[49]前注〔45〕，强世功文。

[16]对于人权规范之外的部分，特别是宪法中的异己力量，规范宪法学沉默以待。[60]若有明君圣主能推进我国的现代化，政治宪法学应该不会反对。

[38]规范宪法学的人权神只是政治宪法学民主神的脾女。其中，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和宪法社会学的暗辩耐人寻味[2]这场持续经年的学术争鸣促进了我国宪法学的方法自觉。[5] 林来梵：宪法学的方法与谋略，《公法研究》2007年卷。当然，仅有事实与价值分立的技艺和返回规范的雄心，并不足以避免宪法学踏进同一条河流。

若以此为标尺，规范宪法学显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方法论者。[20]总之，规范宪法学发声的地方，恰是立宪主义出场的时刻，而立宪主义现身之处，恰是其可能立足之处。

这些是当下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对这些焦点过于关注则可能夸大了三者的区别与对立，导致三者间的某些共性和共识被忽略，如政治宪法学和规范宪法学都承认我国并非宪政国家，都对制宪权功能的关注和认同、宪法社会学对宪法典和形式法治的承认等。规范宪法学以近代宪法典的内容结构为样本，高举人权价值，设定人权规范的核心地位，以限制国家权力为职志。

规范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下的理论模式，其要核是人权至上与政党自限，根本目标是实现宪法对于政党的权威地位。[58]政治宪法学建立了党在宪法上的理论模式，其核心是政党代表、政党主权和政党决断，承认政党超越宪法的地位及其政治决断权。

[46]宪法社会学的主张隐藏着对规范宪法学的洁问返回规范是否仅指返回文本中的规范或者说，是否仅有宪法文本中的规范才是宪法规范显然，宪法社会学否认文本宪法的唯一性和至上性。事实上，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已经成为现代宪法的趋势之一。[52]参见前注〔28〕，韩秀义文。可否返回宪法中的其他规范，如现行宪法的序言或者总纲政治宪法学恰是如此。

【关键词】宪法学方法。参见王人博：《宪政的中国之道》，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7]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45]宪法社会学主张采用价值中立的社会学方法，调查现实生活中的宪法，既坚持从成文宪法出发的解释，丰富中国宪法秩序的规范意涵，又超越成文宪法，从政治实践中探究和发现已经运行的不成文宪法规则，为其正名，助其逐步上升为成文宪法的一部分。

[16]参见《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一书第65至255页（共190页，全书430页）是关于人权规范的解释学说。[22]参见前注〔6〕，林来梵书，第6-7页。